80後平淡悼八九
文 李志榮 benlei.cw@hkej.com
六四事件二十周年，昔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、記者，今日或已為人父母，或營營役役工作，而推動社會、喊叫口號的責任將薪火相傳，由當日仍是牙牙學語的小朋友延續下去。
八十後的小朋友，對六四的認知往往是由二手資料而來。這班沒有親眼「目睹」六四事件的青年開始接棒，主導社會的發言權。當六四開始成為過去，印象變得模糊，而具權威的「史實」又未能呈現，公道又未得以平反。在混沌的印象之中，悼念六四會是一個怎樣的光景？
悼念六四的方法有很多，有遊行、集會、示威，這些是對抗性較強的做法。亦有人選擇了用較溫和的方法，借展覽、話劇，繼續將悼念六四的工作，薪火相傳。
有一群生於八十後的青年舉辦了名為「P-at-riot：80後六四文化祭」活動，為六四事件的悼念活動貢獻八十後的聲音。他們在牛棚書院策展了「風雨飄搖愛國時」的展覽，展品皆由一班生於八十後的青年藝術家為「六四」而創作。
想了解 YZ 世代對於六四的理解，在其展覽筆記可看端倪。策展人李展峰表示：「紀念六四其實與記憶，或是否親身經歷關係不大……其實，重要的是六四如何偷偷溜進我們的故事。這可能是從師長、父母的對話，也可能是一齣戲、一首歌、一段文字……由此觸發我們追尋及傳承的理由。」
生於1984年的李展峰在藝術公社擔任策展工作，六四踏入二十周年，他組織了一班青年籌辦展覽，慢慢「愈搞愈大」，成為一個文化祭，當中內容包括讀書會、研討會，以及在街頭派發「六四模擬試題」等等。李展峰坦言，他在活動舉行期間，翻閱資料多了，與傳媒溝通多了，他才對六四有更深的體會。「當初決定舉辦這活動時，其實腦海混沌一片，只知道六四是一件大事，值得悼念。」
悲慟稍縱即逝
發生六四事件時，李展峰只有五歲，對六四的認知，只能從二手資料而來，以至對六四的激情、感觸，也只是在閱讀這些資訊時，才會出現。「從 YouTube 看到學生拉 banner 和絕食等片段，我便會很激動，甚至眼泛淚光。但是這些感覺往往隨著影片播放完畢，閃過即逝，那感覺和我看四川大地震、緬甸軍隊殺僧侶的畫面一樣。」
林愷倩是參與展覽的藝術家之一，她的作品名為「我什麼也沒有做」。這件作品不是什麼創作，她只是將自己在1989年6月前後拍下的生活照拿出來展覽。她這樣「懶散」的創作，其實就是希望帶出自己對六四，甚至對生活的一種無力感。在她的展覽筆記裡，她這樣寫到：「我什麼也沒有做過，因為我沒有創造一件全新的藝術品，作品都只是我的收藏；我什麼也沒有做過，因為我沒有主動參與政治，也沒有興致去認識政治；我什麼也沒有做過，因為我沒有回饋供養我的父母之餘，甚至用藝術去挖開他們不愉快的歷史。」
同樣，林愷倩到參與這個展覽時，才花多些時間在維基百科瀏覽有關六四的資料。「在 YouTube 看有關六四的影片，我的心情像看戰爭片段一樣。」林愷倩覺得，對事件的投入和關注程度，始終和一個人的經歷有關，既然沒有經歷，就只有靠身邊的人口述和討論。「相對於文革，我的父母在六四事件上不會著墨太多。所以對於中國歷史，我會關心文革多於六四。因為我的父母於文革有親身經歷，他們會經常對我說有關的故事，所以我的了解會較深入，自然對這段歷史更有興趣。我會主動了解有關文革的歷史，閱讀有關的書，但不是六四。」
演繹學運情結
另一班青年人自組了一個名為「六四舞台」的劇團，他們將於6月5至7日，上演一套名為「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」的舞台劇。劇中主角包括一名年輕的香港女記者 Ella、北京學生丁楠和四川學生徐軍，這是一個有關這三位青年在1989年6月前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相遇和互動的故事。
編劇之一列明慧形容：「悼念六四從來只有燭光晚會、示威等模式，這等比較『老』的形式，青年不會太受落。我們並不是想透過這次演出去訴求什麼，那些歷史資料，我們都以新聞片段去表達。反而在故事中，我們側重描繪三位青年突破生活上的阻礙，去尋找自己的理想。例如 Ella 由一個平凡的娛樂記者，變為跑在六四最前線的記者，丁楠以一個根正苗紅的背景去參與六四事件等。相信這會是最能吸引青年人的地方。」
二十九歲的羅松堅是其中一位演員，他飾演北京學生丁楠。雖然參與演出，但對於作為自由身演員的他來說，這個角色和他往常演出的角色沒有多大分別。「我想，觀眾入場是想看丁楠對六四的價值觀，而不是羅松堅的價值觀。況且，我對六四事件沒有多大的情意結。六四發生時我只是小學三年級，感覺上，六四對於我來說，不是一件貼身的事。」
和很多新一代的人一樣，羅松堅對於六四，沒有既定的立場。「我對於六四的立場，只是道聽塗說，有來自官方的說話，亦有來自社會各界的聲音，以及身邊朋友的討論。初時很多聲音都說中央政府做錯了，但之後愈聽愈多不同聲音，如果中央當日沒下這命令，中國可能沒有今天的經濟成就。我們需客觀地看這件事，尤其正在修讀哲學的我，更不敢妄下結論。」
反思政見立場
列明慧留意近日的討論，發覺當下的青年對六四的認知，都是十分片面。她觀察到，社會鼓勵學生獨立、多維思考，令到青年出現這一種思維模式：思考六四時，除了思考學生的立場，更要思考國家的利益、國家元首的立場等等。年輕一代對於六四多是沒有立場，或是比較冷淡。「就像你既要思考被虐者的苦況，也要思考施虐者的立場及難處，所以家庭暴力事件也應從不同方向深入了解。」
數年前，列明慧幫忙支聯會作六四燭光晚會的主持，她在大學畢畢業後才參與支聯會的工作。「六四發生時，我就讀小學六年級。當時我覺得六四是一件很遙遠的事，但在翌日上學時，校長聲淚俱下地上台發言，說一些『大家要努力讀書，貢獻國家……』之類的說話，我才覺得六四是如斯貼近。我的父母反對我參與支聯會的工作，我亦只是從書籍和二手資料才認識六四事件。令我一直都堅持『平反六四』這個理念，我想，是來自同理心。當你想到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兒子的母親，到今天仍不能作公開悼念，她們的兒子到今天仍然不能沉冤得雪，得到一個公道；同時當你想到這些母親已經年華老去，你更希望六四早日得以平反。」劇目「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」正是她的心願，希望有一天中央政府能允許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的地上，放一束小白花，悼念死難者。
官方有意將真實含混交代，時間流逝，將事件無意地淡化下，六四事件將無可避免地被歷史洪流稀釋。引用司徒華在星期日城市論壇的結語：「默寫的謊言，掩蓋不到劣寫的歷史。對六四的評價，是對每一個中國人良知的試金石。」
無論 YZ 世代悼念六四的態度是激烈也好，平淡也好，總好過沒人提及，讓二十年前學生對國家的犧牲靜靜地封存在歷史檔案室裡。只要有人記起，總有一天歷史會給予事件一個中肯的答案。 |
